入夏以来，江苏省吴江市环保局局长范新元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为防止境内企业偷排污水引发水体污染，他常常要在凌晨１点到５点工作，对企业进行“夜查”。
范新元说：“市委书记要求我必须每天通过短信，把地表径流监测数据直接发给他，这是目前吴江市最要紧的事。”
吴江只是一个缩影，在伴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让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官员备感压力。
根据２００６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２００６年中国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６２％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９０％受到污染。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党和政府已经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指导方针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已经同控制人口一样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２００５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新《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发布《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加大了环境保护指标在绩效考核中的分量。
一系列措施让中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扭转。２００７年上半年，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指标下降０．８８％，ＣＯＤ排放增幅也有所下降。国家发改委预测，随着产业界调整力度的加大，预计今年ＣＯＤ排放会出现拐点，这将是中国几年来首次出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下降。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尝试绿色ＧＤＰ核算，以期展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物量全景图，为国家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技术基础和科学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玉歆评价说：“党和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行动大大强化，一种明确而坚定的加强环境保护的政治基础已经形成。”
在一个已经习惯了长期不算环境账的ＧＤＰ考核体系下，衡量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生态损失代价意味着短期“政绩”将有所缩减，绿色ＧＤＰ核算试点工作一度遭到某些地方的抵制。
然而，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各级官员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今年５月底，江苏无锡太湖水域蓝藻暴发，无锡市区８０％以上家庭的饮用水源遭到污染，城市供水陷于瘫痪，富裕的无锡人自嘲“开着宝马喝脏水”。
污染事件使从无锡市到江苏省的官员们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说，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自取灭亡”。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向媒体表态，只要能把太湖治理好，“哪怕ＧＤＰ下降１５％，这是我们向大自然还账”。
经济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同样也使欠发达地区的官员压力增大。今年早些时候，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表示，西藏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是目前西藏各级部门的重要任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峻和复杂，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还远没有到来。”王金南说。这表明，作为执政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各级官员将要面对环境问题的挑战，做出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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